我们认为，这三种趋势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发展优势和制度优势。
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政策派生出中国特色的土地征收与土地补偿制度。当前中国90%的农地都不允许改变用途为建设用地，农民无法获得土地非农使用的级差收益。
若中国出现一个庞大的土地食利集团，将是中国发展之殇。土地征收是涉及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的大问题，相关决策必须要有真正的战略视野。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决定，也是中国之所以可以取得快速经济发展的秘密之一。总体来讲，当前中国绝大部分农村的农地价值仍然很低。低成本的工业用地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大秘密，而划拨公益事业和公共工程建设用地又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建设得相当好的前提。
当前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所以取得很大很好的进展，关键原因之一是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在笔者看来，后者应是中国土地制度的不二选择。然而，调整投资结构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投资增长放缓，至少在过渡期内是如此，并因此拉低总体GDP的增长。
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这就是为何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在官方目标大幅下调的情况下，仍预测2012年的增长率将远高于8%的原因。超过国家吸收能力的投资增长，会让投资的效益快速恶化，进而危害长期增长前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希望将GDP增长率由2011年的9.2%放缓到2012年的7.5%，同时又不想通过进一步提高已经很高的投资率来恶化增长模式，那么年投资增长就必须相等或低于7.5%。
因此，更有可能出现的2012年增长情况，是经济增长率低于2011年，但仍显著高于7.5%。但要注意的重点是，温家宝所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姿态，而不是在预测经济表现。
但更多的资源应该被配置到建设人力资本、提供公共品和促进创造力和创新的项目中。作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出台的4万亿人民币刺激项目的关键部分，高铁建设投资可谓一日千里。换句话说，降低GDP增长率至7.5%而又不让中国增长模式变得更加非理性，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的财政状况依然坚挺，因此中国领导人不太可能冒这样的风险一根筋地加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事实上，如何实现增长率放缓而不导致硬着陆是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相比之下，所有西方国家加起来，花了半个世纪才建造了6500公里高铁线路。说中国经济的投资增长能力已达到了极限，并不完全是夸张的说法。就算中央政府确实如此，迷信GDP又债务缠身的地方政府，虽然口头上支持总理温家宝的减速呼声，却大有可能仍然全力追求最高的增长率。
为了补偿由此产生的对GDP增长的不利冲击，在出口增长仍受全球需求萎靡不振的影响下，消费必须更快速增长，而这是难以想象的。硬着陆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相应地，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将被进一步强化，尽管速度有所放缓。最近的高铁项目问题就是个例子。
必须调整投资结构中国的投资率必须下降到一个可持续水平，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挑战是调整投资结构。过去30年来，国际贸易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多年来，房地产开发在中国的投资中独占鳌头，约占GDP的10%和总投资的25%。无需复杂的计算就可以知道，除非政府准备容忍投资率进一步攀升，否则要达到GDP增长7.5%的目标就意味着投资增长率的大幅下降。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于中国的吸收能力是否可以像过去10年那样容纳快速的投资增长。然而，投资增长率显得太高了
继续完善创业、科技开发等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对小企业的各种收费项目，减轻小企业负担。其中，农民增收已经有了农产品补贴、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并降低费用、购买农机具补助等一系列政策，可以继续抓好落实;而实现农民富裕的根本途径是加大加快农民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的力度和速度，这方面工作已经在逐步推进，但需要较长的过程;城乡贫困居民已经普遍纳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新农保、新农合等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速度也在加快;城镇居民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也已经开始着手建立，政府还在研究继续提高各项低保标准;企业退休人员退休待遇也已得到逐步提高。
为小企业注册登记、工商年检等提供便利，简化手续，提供网上或上门服务。低收入工薪劳动者主要分布在小型企业以及微型企业，其构成人员主要是农民工。
同时，还要标本兼治、配套改革，一方面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逐步消除制约收入分配的弊端;另一方面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逐步消除影响收入分配的相关因素，从深层次逐步解决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有关问题，使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工作在十二五期间取得重要进展。其中，提低尤其具有紧迫性，同时也具有可行性;而调节高收入虽然具有必要性，但受客观条件制约较大，如高收入者收入底数不清，相关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尚不健全，同时，受高收入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其难度相当大，需要从长计议。
研究小企业社保缴费问题，一方面要督促小企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另一方面要研究并合理确定小型和微型企业的社保缴费基数，按照统一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0%缴纳社保费的现行规定，对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来说负担偏重。努力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比如在每年银行贷款中划出相应额度专门贷款给小企业，具备条件的地区可设立中小企业银行，专司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美欧不少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近年来尚且在一次分配中对金融等企业薪酬管理采取调控措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比较而言，如何逐步提高低收入工薪劳动者的收入，缺少政策措施。
可见，结合解决目前小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困难，把小企业劳动者当做提低的重中之重，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农民增收，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一项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全局出发，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战略选择。进入专题： 收入分配改革 。
三是提升小企业竞争力和员工的素质。据有的小企业反映，该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其员工的工资水平。
目前，中国低收入群体主要包括农民、城乡贫困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四部分人。督促建筑、住宿和餐饮、批发和零售等行业小企业建立健全薪酬管理制度，切实保证员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通过发布行业劳动定额标准指导小企业通过劳资平等协商，合理确定企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保障员工工资权益;继续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之逐步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全部工薪劳动者的平均工资)的40%，促进低端岗位员工工资的提升;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员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四是逐步健全小企业薪酬管理制度并建立员工工资增长机制。配套改革要强调的是，缩小收入分配不合理差距并非只有在二次分配领域下功夫，在一次分配领域政府应该也能够做上述有关工作，概括起来就是改善环境、降低税负、提升素质、规范分配，这些不与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相矛盾。主攻方向要贯彻民生优先、追求共富的理念，尽心而为，量力而行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抓住重点并研究采取相关有效措施。因此，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应成为当前提低的重点。
一方面，要全面树立民生优先、追求共富的理念;另一方面，针对复杂形势更好把握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度。当前，针对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不同认识，为了把握正确方向，需要进一步梳理思路。
在法规政策上，可考虑设立劳方不依法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不得采取停工等过激行动的条款，一方面规制实际已出现的停工行为，另一方面形成对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有力制约。为此，可专题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使小企业既按照《社会保险法》执行相关社会保险制度，又能够承受缴费负担。
政府有关部门向小企业劳动者提供无偿培训，包括上岗培训、专业技术培训，或就近就地提供无偿学习场地和师资，帮助小企业从业人员学习提升素质，从而促进劳动者提高劳动效率，为小企业给员工增加工资创造有利的经济基础。二是研究并落实小企业减免税费负担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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